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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过,令人意外的是,杀了这几位甲级战犯后,徐闻却未再动手。

殿上却无动静。

见氛围冷的差不多,徐闻缓步而下,一步一步走近众大名,声如洪钟:“尔等虽曾拒命,然多因政局所迫、幕府胁迫,今日既已投诚,便是大明臣民。”

“念尔等原为此地旧主,未必皆逆命为乱,故设‘宗藩制’以待忠顺。”

“今拟设一百零八藩,为‘藩镇封邑’,凡初降明军、有功战阵者,皆得世袭其一,三代不迁。”

话音一落,诸大名皆一愣。

还未从“天下归郡县”的惊讶中回过神,便又听得“封百八藩,世袭三代”的好消息。

大殿中一片哗然,有人面露惊喜,有人半信半疑。

徐闻举手示意,继续言道:“然,藩只传三代,不可复设私兵,不得干预县政,不得与郡官交结,否则削藩逐家,终身不得仕。”

“每藩至多养士不逾千人,其职不过为地方辅军;其族不得再兼商贾,不得设私府、悬私印,违者如叛。”

这番话,说得斩钉截铁。

徐闻并未打算保留日本旧制诸侯那种“半独立”的状态。

他要的是,可控的地头蛇,不是再长牙的豺狼。

听完这番诏言,在座的许多大名心中波澜再起。

伊达、细川、毛利、黑田……这些世代强藩的老牌家族,都已意识到,他们的“国”已亡,家族的“国政”终止,而后代将不过是明帝国册封的乡吏、侯臣。

但他们也明白,在这种局势下,这样的“待遇”已经是仁政。

总归比被斩杀当初的幕府重臣要好。

连天皇都被废去皇位,流放漠北苦寒之地了,他们这些大名可以世袭三代,已经很好了。

就在众人胡思乱想之时,徐闻一拍御案:

“初封之日,亦是授勋之刻,凡今之归顺大名,分为三等!”

“首批随军出征、助明军破敌者,称‘辅藩’,赐地千町,子爵世袭。”

“中途纳降、守土未乱者,称‘顺藩’,赐地五百町,准男爵世袭。”

“迟疑不前、摇摆不定者,称‘附藩’,赐地百町,爵从议定。”

“凡附藩以下,不得再称‘大名’。”

这番话说得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,分功赏位、定律赐地,一切有据。

更重要的是,徐闻给了大家一个“归属帝国”的正当身份,而不是“丧家之犬”的羞辱角色。

这便是徐闻的高明之处。

他没有完全砸烂旧秩序,而是以朝廷体制兜住地方精英,将这群原本可能反复无常的藩主,收编成“帝国藩屏”。

当日午后,封爵诏令宣读,赏地、赐田、分工、设制,步步稳妥。

不到两个月,全日本的旧大名已九成入藩,皆递表誓效明廷。

所有藩主被削去实权,重新授以地方行政官衔,按等级编入文、武职官体系,仅保留象征性封号和部分俸禄。

同时,大量儒生、官吏、工匠、商贾自明土渡倭,建立书院、督学馆、明制工坊、钱庄、监营司,使各地行政、经济逐步与中土接轨。

徐闻深知文化同化胜于武力征服,于是设立“皇明书院”,在东都设三大学堂,教授汉文、四书五经、律令制度与农本理政之道。

日本原有的寺院学问所被改为“县学”,并入皇明教统。

令降将之子必入官学,学习明制,接受礼教训导。

大量日本少年开始改用汉名、着明服,甚至在东京街头以“孔子曰”作答。

京都贵族妇人以能读《大学》《礼记》为荣,日本社会上层渐染儒风,礼仪制度亦大为整肃。

为了根除反抗根源,徐闻迅速整编倭地兵制。

原幕府军被分拆编入明军体系,改制为“征东协军”,统一训练、统一指挥;

明军设立“都察司”督察地方武装动向;

禁止私设兵营、私养武士,凡持兵不报者,视为叛逆处死。

而面对顽固不降的残余势力,徐闻采取分区清剿、连坐压制与政治招抚并用之策。

最着名的是“关东余孽三年剿灭战”。

那些逃入深山或联合海盗骚扰海岸的旧幕府死忠,被分为十三股势力,活动于箱根、日光、越后、佐渡等地。

徐闻任命孙子徐昭为“东征使”,统领五万兵力,分批扫荡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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