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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东凡沉吟片刻,继续问:“袁局长在你们钓场消费,怎么结账?”

“从来不结现金。”

杨晓菊道:“都是挂账,让苏总结。钓鱼费、饭钱、烟酒钱,都记在苏总账上。我男人说,袁局长在吴州好多地方都这样,从来不自己掏钱。”

“市长,你看看这个。”

林东凡正要再问,史连堂递上了一份初步调查报告。

随便看两眼。

东凡的脸色就沉了下来,令市长办公室的气氛都有些压抑。

杨晓菊坐在沙发上,始终低着头,双手紧紧攥着衣角。

她身旁的小女儿妞妞,也学着妈妈的样子,小手抓着妈妈的裤子,眼睛怯生生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地方。

林东凡放下手里的材料。

“嫂子。”林东凡声音温和:“你丈夫的事,我们都知道了。你放心,这件事一定会查清楚。”

杨晓菊抬起头,眼眶红肿:“林市长,我男人他……他老实了一辈子,从来不敢得罪人。那个袁局长,我们真的惹不起……”

“没有什么惹不起的。”林东凡站起身,走到窗前,背对着办公室:“在法律面前,人人平等。”

这话说得掷地有声,但杨晓菊脸上却没有多少信心。

她来市政府上访过三次,第一次是被劝回去“等通知”,第二次是被告知“正在调查”,第三次干脆连门都没进去。

要不是今天史书记亲自去接她,她可能还在信访办门口坐着。

“林市长……”杨晓菊颤抖着手,从随身带的布包里掏出个塑料袋:“这是我男人……最后留下的东西。”

塑料袋里是几样零碎物件:

一部旧手机,屏幕已经摔裂了;一个皱巴巴的香烟盒;还有几张撕碎的纸片,边缘参差不齐,像是从本子上匆忙撕下来的。

“这是……”史连堂接过塑料袋。

“手机是他那天出门带的,回来时屏幕就碎了。”杨晓菊说:“香烟盒是他常抽的牌子,里面……里面有几张纸条。”

史连堂小心地打开香烟盒。

里面没有烟,只有三张叠成小方块的纸条。他展开第一张,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串数字:“3.18-苏-8000”。

第二张写着:“4.23-李-5000”。

第三张只有两个字:“袁-鱼”。

“这是什么意思?”林东凡问。

杨晓菊摇摇头:“我不知道。我男人他……他没什么文化,记账都是随便记。这些数字,可能是钓场的收入,也可能是欠账。他以前跟我说过,有些老板来钓鱼不给现钱,都是记账,年底一起结。”

她指着“袁-鱼”那张纸条:“这个袁,应该就是袁局长。他每次来钓完鱼,都不给钱,就说记在苏总账上。我男人不敢要,就只能记下来。”

史连堂仔细看着那几张纸条,眉头微皱:“这些信息太零碎了。日期、姓氏、金额,没有任何具体说明,无法列为证据。”

杨晓菊哽咽道:“我男人他胆子小,从来不敢得罪人。那个袁局长每次来,他都吓得说话都结巴。有次袁局长喝多了,在空调房里摔杯子,我男人吓得一晚上没睡着……他怎么可能敢留什么证据?”

林东凡沉默了。

是啊,一个老实巴交的钓场老板,面对国土局副局长这样的实权人物,除了忍气吞声,还能做什么?

林东凡郑重其事地安慰道:“这些材料我们先收下,你放心,你丈夫的案子,我们一定会查到底。”

杨晓菊的眼泪又下来了:“林市长,我不求别的,就求个公道。我男人不能白死……”

“不会白死。”林东凡说:“我向你保证。”